美国财长候选人谈自己经历：当年一只股票“征服”索罗斯，政策决策错误就是利润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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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尔街见闻

　　我很高兴在本期节目中邀请到了凯斯奎尔资本管理公司（key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一家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他们总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在伦敦和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也设有办事处。斯科特有着非凡的职业生涯，我们稍后会详细聊聊，他不仅在华尔街成就斐然，在学术界也颇有建树。

　　在我看来，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宏观思想家之一。我曾有幸在他担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时为他工作。斯科特，欢迎你来到节目。

　　谢谢你，卡伦。我想说我们当时是合作伙伴，而且那是一段非常棒的合作关系。

　　你这样说真是太客气了。但你当时可绝对是我的老板呀，有时候你也会明确这一点，不过我也确实很享受那段时光。所以谢谢你。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聊，因为斯科特，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有很多很棒的点子。

　　不过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先稍微了解一下，我知道你在职业生涯中做过无数的事情，但我很想知道是什么让你走到了今天，坐在交易台前进行交易的这一步。我知道你目前主要是在交易债券、股票和货币。你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职业生涯背景，以便我们更好地展开后面的话题呢？

　　那我就先从我的职业生涯说起吧，先不说我的生活背景了，不过我觉得职业生涯这部分也挺重要的。嗯，我的职业生涯始于大学时期，我当时考入了耶鲁大学。那时候我还不确定自己是想成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还是一名记者，能成为《耶鲁每日新闻》（最古老的大学日报）的编辑在当时可是件大事，而且这几乎是一条直通《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等媒体的捷径，不过现在这些媒体大多都已经没落了。

　　大三那年的十月份，我没有当选《耶鲁每日新闻》的编辑。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去上课和吃饭，等到下学期回来时，我决定最好重新振作起来，得像个大人一样好好想想，我这辈子接下来要做什么。在耶鲁大学的职业咨询处，有一则吉姆・罗杰斯（你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他，他曾是乔治・索罗斯多年的合伙人，也是量子基金的创始人之一）发布的启事。当时他已经离开量子基金，开始自己管理资金，他在公告板上贴了一则启事。

　　他要招聘分析师，工作内容包括做电子表格、准备午餐、打扫厕所。关键的一点是办公室里有张沙发床。就是这张办公室里的沙发床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去吉姆那里实习了，我觉得这是新闻调查工作和投资工作的绝佳结合。做新闻时你要花时间去探究的是，这件事值不值得投入时间去报道，比如这里面有没有故事可挖？市场上有没有故事？行业里有没有故事？公司有没有故事？而做投资时你得思考整个世界的情况，而且我还能运用自己的量化技能。

　　在那之后，我去了一家银行工作，参加了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纽约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的投资培训项目。在当时，那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允许本科生一毕业就从事投资研究工作的地方之一。其他大多数地方都要求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那里离职后，我去为一个中东家庭工作，那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他们是很棒的一家人，拥有规模庞大的投资组合，但团队很小，我们只有五个人。

　　我们负责做研究、进行投资组合交易以及管理投资组合。我在那儿干了三年，结识了很多后来一直保持联系的人，比如拜伦・韦恩、韦斯・库珀曼。之后我去和著名的做空大师吉姆・查诺斯一起工作，我和吉姆之前就已经认识了。

　　以前经常有和各公司一起举办的分析师早餐会。我和吉姆就是在那些场合认识的。他觉得我问的问题很不错，所以我就去成了他的首位分析师。

　　巧的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客户。我们和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F.M）达成的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内容是，我们要坐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互相交流想法。从 1988 年到 1991 年初，我们合作得非常顺利。那时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时期。

　　德崇证券破产了，还发生了储蓄和贷款危机。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所以油价上涨了。对于做空者来说，当时各种事件汇聚到了一起，形势大好。1991年初，我去找吉姆，说：“我觉得我们做空的头寸太多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做空了。”

　　他说：“可这就是我们干的事儿啊。” 我说：“嗯，你知道的，我想做点别的事儿了。”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常务合伙人斯坦・德鲁肯米勒邀请我加入他们公司。

　　在这一行里，斯坦才是我真正的导师。能成为他的门徒真是让人深感荣幸，因为卡伦，你知道的，他从来没有过业绩下滑的年份，从…… 我都不记得是从78年还是80年开始了，在那段时间里他的回报率高得惊人。

　　所以1991年11月，我以分析师的身份加入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司管理层，也就是乔治和斯坦，意识到我在欧洲股票方面有很多和那个中东家庭合作积累的经验。他们让我去伦敦办事处待上三到六个月。那里的业绩不太好，让我去找出伦敦办事处存在的问题所在。

　　我到了那儿之后，乔治再也受不了了，就把总经理和整个团队都给炒了。然后我被告知，什么都别碰。

　　我们要找一位能力很强的欧洲基金经理，我只需要监控投资情况就行。而那位投资组合经理把欧洲投资组合一半的资产都投在了一只股票上。所以我觉得研究一下那只股票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对它研究得越深入，就越觉得这只股票存在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于是我开始抛售那只股票。那只股票在量子基金的持仓中占比很大，可能占到整个基金资产的 10%。我一抛售，股价就开始下跌，乔治就有点埋怨斯坦了，说：“他不应该做这些事儿啊。” 好在斯坦的管理理念是 “给足绳子” 那一套。

　　他会给你足够的机会去做好，也会给你足够的机会让你把自己给 “吊死”。所以我们继续抛售那只股票。结果股票马上又涨回来了。

　　然后大概过了一周或十天左右，那家公司公布的盈利下降了 50%。乔治这时可能觉得，也许我应该留下来。我当时在那儿工作，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租套公寓是个不错的主意，或许可（金麒麟分析师）以回纽约把我其余的东西都拿过来。

　　而且，呃，那时候是个很不错的时机，因为柏林墙已经倒塌了。然后在著名的 1992 年 9 月，英国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ERM），索罗斯基金在这方面持有很大的头寸。那天我们收获颇丰，那是个 “白色星期三”。我一直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负责管理欧洲投资组合，一直到 1997 年，之后我开始更多地管理全球投资组合。

　　如果我稍微回溯一下，在 1992 年英镑汇率变动之后，再回到斯坦的 “给足绳子” 理论上。当时我在纽约，我走进办公室说，在欧洲，有十七种或者二十二种不同的货币，芬兰的股票会根据德国马克或者荷兰盾的走势而涨跌。要是能进行货币交易的话，会很有帮助的。

　　所以斯坦说：“你想做货币交易？” 我说：“是啊。” 他说：“那好啊，既然这样，你顺便也去做债券和大宗商品交易吧，怎么样？” 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开始做宏观交易。我不在乎，也不想在这儿详细聊这个。现在就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的交易风格，从微观到宏观来说一说吧。

　　好的，没问题。

　　所以，没错，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式的宏观交易风格与一些更纯粹依赖宏观数据的宏观交易机构非常不同。我现在的观点，甚至我们当时的观点，乔治、斯坦和我自己，都是先从做股票开始的。我们了解公司。

　　我们和很多企业管理层进行过交流。我们的看法是，在预测非农就业数据方面，我们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如果你和广播公司之类的企业交谈，他们告诉你他们正在招聘，那就说明经济形势不错，这样的话你其实就没必要去费力预测就业数据了。

　　你也没必要去费劲弄清楚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的通胀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如果企业告诉你他们的产品价格上涨了5%、7%、8%之类的，而且还能转嫁给消费者，那么这就是我们那种交易模式的很大一部分依据，也是我和我的团队至今仍在沿用的做法的很大一部分依据。

　　很好。如果这是个不错的过渡话题，我可不想草草带过你职业生涯的最后二十五年。我得告诉你，我在索罗斯基金工作的时候，看到你做得非常成功。

　　你有过一段很不错的业绩表现，其中很多都和日本市场有关。我感觉无论是市场上涨还是下跌的时候，你都应对得很对，是吧？所以这么说很公平。

　　而且你知道的，我不介意我们再聊聊你职业生涯中的一些事情。我是说，你肯定有过一些非常高光的时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很想今天深入聊聊这些。

　　好的，因为我是说，那段时间确实很有意思，对吧？债务过高，各种情况都有。或许你可以就讲讲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以及你们现在是怎么交易的？什么样的主题比较吸引你们？

　　好的。我们所做的事情，要么是关注政府官员、央行或者企业所犯的政策错误，这些都非常重要，要么就是关注市场的背离情况。一般来说，就我的宏观交易风格而言，当一切都进展顺利、利率较低、市场共识总是正确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这种情况（一切顺利等情况）没那么有意思，除非利率很低，这样我们可以创造一些不对称的收益。如果我们和市场有很大的分歧，那我们就来谈谈全球市场吧。既然你提到了日本，那我们就从日本开始讲。我从1990年就开始关注日本市场了，我开始关注的时候，日本市场正好处于泡沫顶峰前夕。

　　对于那些没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来说，当时日本正在占领全球市场。有一段时间，东京皇宫的估值比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高。当时人们担心，对，当时有日本式管理方法。

　　人们觉得日本能做很多事情。对，当时是这样的。日本的制造业过去很厉害，现在也依旧令人惊叹。

　　但是日本的金融行业是一场灾难。所以当时日本有强大的制造业，然后把资金投入金融资产，泡沫就膨胀起来了，日经指数在1990年底达到顶峰。然后，你知道的，时间快进，直到2012年日本市场才真正开始复苏。没错，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泡沫之一，资产泡沫之一，而且花了20年才从泡沫破裂后的低迷中恢复过来。

　　时间快进到2012年，很明显，我已经考虑日本市场很长时间了，复苏的催化剂是什么呢？我们的一个顾问说：“哦，有个叫安倍晋三的人，他以前当过首相，他的祖父也是首相。”

　　“他会再次出任首相，而且他想让日本摆脱通缩，你应该关注一下。” 我相信他是认真的。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但我也知道日本银行（央行）的人事任免日程安排很有利。

　　他会安排自己人担任央行行长。他会任命很多董事会成员。所以他掌控了日本银行。

　　“安倍经济学” 诞生了。日本实施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日元大幅贬值，股市也腾飞了。这是货币和财政方面的情况。

　　真正的变化是公司治理方面的变革。这也是我们现在在日本看到的情况。对，我觉得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处于长期牛市的股市。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日经指数有可能回到以前的高点。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没有理由达不到5万、6万点。这种公司治理的变革是实实在在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分析师，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跟我说：“贝瑟姆先生，你是股东，但我们还有其他四个利益相关方排在你前面。我们有员工、银行、客户和社区。”

　　“哦，然后才是股东。” 但现在他们真的很重视股东，重视股东价值。而且我觉得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

　　在我们进一步谈论全球市场之前。我是说，我确实认为你所采用的这种交易风格中比较吸引人的一点是它融合了文科知识、数学、电子表格（Excel）操作，还有综合大量一手数据的能力，对吧？我是说，我最近听你演讲，你跟年轻人说，要走出去，和别人交流，尽可能地学习所有东西，但只有你自己才能把学到的东西综合起来。你认为在这个数据无处不在的时代，这一点仍然很有价值吗？

　　嗯，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两点你应该明白。我喜欢适度的超脱感（这里 “escape float” 表述有点模糊，可能是一种类似放松、抽离的状态，暂按此理解翻译）。

　　对所有事情都略知一二，对某些事情则了如指掌。

　　所以我们努力做的就是这样的事。而且，卡伦，正如你正确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每个人都能获取到相同的数据。关键在于你如何解读它？因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构建框架（这里 “framing” 可理解为从某种角度、用某种方式去看待和处理信息，形成一种思维架构），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这有点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任务那样。你看到的是什么？所以你看到的是杯子半空呢，还是半满呢？你会说，这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呢？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记得在 2016 年总统大选前夕，我当时并不认为唐纳德・特朗普一定会获胜，但我认为他获胜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人认为的高得多。而且当时去创建押注他能获胜的期权成本非常低。

　　就在那个晚上，你知道的，当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约翰・金（John King）差不多都要哭出来了，他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已经没有当选总统的可能了，然后市场立刻就崩溃了，而且在半夜的时候未来的局势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而我当时的看法则截然不同。我当时想，这（特朗普当选）将会是多年来我们所见到的对商业最有利的一位总统，而且对股市来说将会是令人震惊的利好。

　　所以，这算是对你的问题的一个比较长的回答吧。但如果你有相关数据，你会如何处理这些数据，又如何将其转化为一笔交易呢？

　　是的，我是说，没错，我刚开始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在宏观层面上，长期以来日本的出生率一直是个备受瞩目的大新闻，但到目前为止，其影响还根本没有显现出来，或许以后也不会。但谁知道呢？反正目前是完全没有显现出来。但不管你忽略了什么，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在增长。

　　还有一点，我记得前几天在城堡投资公司（Citadel）的时候也提到过。

　　首先在日本，而且从全球范围来看，工业化国家有可能会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而摆脱困境。因为，你想想看，国内生产总值是由什么构成的？它是由人口增长、劳动人口增长以及生产率构成的。如果劳动年龄人口或者实际参与劳动的人口在减少，但生产率却有极大的提升，那么日本也许最终会笑到最后。

　　你提到过你是一个准学者，我也曾学习过经济学和金融市场的历史，看到事物是如何被营销的，或者主流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总是很有趣。比如说，从2002年到2012年，再到2015年，所有的亚洲基金几乎都变成了“亚洲（除日本）”。

　　没错。亚洲在蓬勃发展。亚洲在增长。许多北亚国家表现非常好。

　　显然，印度表现不错，而日本却始终未能摆脱困境。现在我们开始看到指数被划分为“亚洲（除中国）”。而日本又回归。这些趋势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转到美国这个话题吗？因为你提到了不生产性的债务。

　　我知道你一直对美国的债务感到担忧，而且今年是大选年，显然你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很活跃。

　　所以我很想听听你对债务问题的看法。我是说，美国的债务非常庞大，我们的经常账户赤字也很巨大，而且这种情况似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嗯，我们至少需要表明，我们会认真着手控制它。我给出的一个数字是，100天，美国新增1万亿美元的债务。就在今年2月，美国的债务融资成本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仅仅是利息支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防预算大约是9700亿美元，而现在我们支付的利息费用比我们每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多。由于我们的债务结构，耶伦部长现在在曲线的前端进行融资。因此，每100天，我们就会在赤字上增加1500亿美元。

　　从机械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更多的开支，也不是收入税收减少，只是旧的低利率债务到期，而新的5%的债务增加了。

　　所以，是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因为到某个时点，问题就会出现，虽然预测何时发生总是很困难。罗戈夫和卡门·赖因哈特（Rogoff & Reinhart）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发布了一部开创性的研究，研究了债务危机，他们发现，在很多危机中，发生危机的六个月前并没有什么迹象。

　　美国是世界的储备货币，我认为，拥有储备货币被称为“挥霍特权”。而我认为我们确实滥用了这种“挥霍特权”。

　　我听你在演讲中提到，这不仅是财政和货币的问题，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因为当债务服务成本超过国防预算时，这种局面显然是不利的平衡。

　　没错。你知道，我也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投机投资者，比如斯坦丁（Stanley）公开谈到我们应该很久以前就将我们的债务外部化。你是否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完全是的。并不是事后诸葛亮，美国家庭已经在很早以前就将债务外部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货币政策的影响并没有直接体现在货币政策上，而是通过住房市场产生了影响。

　　现在的情况有些反常，因为在疫情期间，许多美国人以3%、3.5%甚至4%的利率拿到了房贷，而现在这些人却无法再迁移。所以，出现了一种倒置的逻辑：利率上涨反而限制了供应。

　　此外，企业美国也外部化了债务，美国政府是唯一没有这么做的。而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实际上缩短了债务结构，这让我觉得在财政上非常不负责任，尤其是在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发行了百年债券的情况下。

　　对，像瑞士是的。对吧？

　　是的，奥地利也是。不过我记得墨西哥有50年期的债券，企业方面，迪士尼也有50年期、甚至百年期的债券。是的，我敢打赌美国的债务会持续100年，而不是“魔法王国”的债券会存续100年。

　　另一个小插曲，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因为我知道你教过课程，如果你在耶鲁教过一门关于融资历史的课程，我很想快速了解一下你过去在这方面研究了什么，以及今天的大主题是什么，我们讨论过的，可能是些政治上的内容，也可能是像AI这样的主题，正如你最近所说，AI是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你觉得AI会不会成为工业革命的相当物？

　　从技术革命的角度来看，18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反通胀增长繁荣，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而我们也有着人口增长。所以，也许AI能像那样发展。研究历史非常有趣，因为我曾经与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有过一次接触，就在FTX倒闭的十个月前。

　　我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我最后以一句话结束：“伙计，你看起来像是美国历史上曾经历过银行挤兑的美国银行（Bank Run），但那时还没有联邦储备。”我想，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而没有它。哦，能够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框架事情，确实很有意思。

　　我猜这算是耶鲁人发的经典“反击”吧？

　　我猜是的，当你跟麻省理工的人说话时，是的。对，他确实加了几句脏话来回应我。

　　从你的宏观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会如何发展？

　　嗯，我认为现在还为时过早，无法判断是否会有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增长。是否会首先是通胀性的？因为我们通常会有一些“元宏观”（meta-macro）的思考，其中一个就是债务过多。但你可以将这些主题细化到更具体的层面。其中一个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可能会看到超大规模企业（如微软、亚马逊、谷歌、甲骨文等）在数据中心上的支出达到万亿级别，而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电力。

　　我们可能会在明年这个时候面临电力短缺，尤其是在普通市民被告知因为吃肉对环境有害，尤其是牲畜对全球变暖的贡献时，可能这些数据中心才是更大的贡献者，但没人会去阻止他们。所以，长远来看，可能会先是通胀性的，再是通缩性的。你需要建设这些实体资产。

　　而且现在这一切与美国的产业政策（如芯片和绿色能源）产生了竞争。再加上数据中心的因素，电价将会上涨，建筑成本也会增加。因此，最初可能是通缩的。

　　然后通缩是怎样的呢？我的一位导师，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Barton Biggs曾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Fire on Thin Ice》（薄冰上的火）。我的一般看法是，我们可能会经历“火与冰”的局面。

　　对吧？你看到的趋势也类似。所以你是说，亚马逊刚在宾夕法尼亚州购买了一个巨大的数据中心，位于一个核电厂旁边，他们为当前的电力价格支付了相当高的溢价，合同期为十年。这可能会变成一个好交易。

　　对，可能是个好交易。我认为对亚马逊来说这是个很棒的交易。我不确定对住在那个社区的人来说，是什么样的交易。

　　对，公平。

　　我其实很想回到欧洲的话题。你对欧洲有什么强烈的看法吗？你愿意聊一下吗？我也有很多其他问题，关于其他地区的话题也可以聊。

　　对，关于欧洲，没有特别强烈的看法。我认为欧洲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和丑陋的一面。

　　好的方面是，欧洲的公司总是定价合理。我曾看到一个由家族拥有的公司指数，可能在十到十五年的投资视角下，跑赢了美国的“七大巨头”之一。

　　欧洲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公司，管理层习惯于在相对不利的监管环境中做生意。

　　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不管11月谁赢得选举，我并不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会结束，或者我们会接近一个解决方案，我认为这对欧洲的风险溢价来说是很有利的。所以，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在说欧洲“不适合投资”，而我预计，我们会看到5000亿到75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流入乌克兰。我也认为，这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增强最东部的北约成员国的韧性。因此，我会感到惊讶，如果未来12个月内欧洲不会迎来某种小型的繁荣。

　　对，重整一切。

　　好吧，我还有很多东西很想和你探讨，关于宏观投资的内容也很多。其实它现在有点儿被低估了。

　　我感觉宏观投资过去十年似乎有些逆风，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却像火箭一样上涨。为什么还需要多元化？

　　我觉得有时我们做宏观投资的一个原因是它能带来极大的不对称回报。

　　如果你判断正确，你可以获得非常大的回报。我刚刚在看一个我们都挺喜欢的公司，发现发现资本（Discovery Capital）在过去18个月表现非常好，在五年的艰难时期后。你怎么看待宏观投资的前景，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并没有蓬勃发展？

　　有些事是可以做的，但大部分时间，它们是做一些高贝塔（beta）的交易。比如，你可能看对了日本，一些宏观基金确实投资了科技股，而且表现也不错。你记得我们在SFM的时候，我们也投资了。但总的来说，宏观投资最好的时机不是市场非常平稳的时候。当中央银行能够起到平抑市场的作用时，市场就不会有太多波动。

　　如果中央银行能够顺利地实施平滑政策，那就没有太多波动，也没有太多意外。所以我觉得，宏观投资者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有很强的想象力。我们看过很多市场，寻找市场中存在的不对称性。我们会看期权市场，看期货曲线，特别是当事情不像计划的那样发展，或者当有意外发生时，市场出现剧烈波动，这时我们通常会做得更好。

　　我有一个小插曲，关于想象力的方面，我发现你的一些背景非常有趣，其他宏观投资者也有很强的文科背景。说实话，一些最顶尖的投资者确实是历史学出身、直觉非常强的。有些人甚至不懂交易技巧，但依然能做得很好。

　　是的，你必须能做数学运算，但在这个领域，无法用想象力弥补一切真的是不行。

　　对，我们的朋友德鲁肯米勒就是英语和经济学专业的。

　　我记得索罗斯（George Soros）好像是哲学专业的。

　　是的，感谢上帝，他不是个伟大的哲学家，否则他可能就不愿冒风险了。

　　你能谈谈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吗？从我的投资角度来看，我知道你在政治上也很活跃。所以，从财务角度来说，我觉得你提到过债务问题，而美国现在确实有很多事情在发生，但感觉选举的赌注非常高，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从财务的角度我可以谈一下，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从政治角度谈。我觉得如果我们从1952年开始回顾，你会发现，每当现任总统竞选连任时，从未有过下跌的年份。

　　为什么会这样？到目前为止，现任总统的政治和经济体系通过财政支出和通过美联储注入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推动了市场的活跃。所以，我预计我们今年会看到相同的情况。事实上，鲍威尔非常出乎意料地采取了宽松的政策，而珍妮特·耶伦则非常政治化，她快速调动政策工具，以尽可能地影响选举结果。

　　我的猜测是，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在民调中领先，耶伦可能会采取更加宽松的措施。而另一方面，通常市场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的政策。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将在2025年到期。如果他赢得选举，我预计这些减税政策会被延长或永久化。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加宽松的监管环境，以及相对较少的荒唐监管命令，一般来说会更加市场友好。我认为我们会看到较低的能源成本，更多的美国石油钻探。而我独特的看法是，我认为特朗普总统还会尝试解决债务问题，这与市场普遍认为他会是一个大手大脚的支出者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听起来这其中有一些政治因素，但你是否有什么想法想要分享关于你的政治立场？

　　是的，我想现在有一个决策点。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前美联储副主席，她是唯一一个曾在2016年为希拉里·克林顿捐款的美联储官员，现在她的位置很关键。

　　她负责乔·拜登的经济团队，并且曾在去年的夏天为拜登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说道，“我们会继续支出，我们将让大部分特朗普减税政策到期，我们计划在2025年加税。”

　　这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但这是一种不同的观点，而且我不确定市场，尤其是股市，是否会喜欢这种方式。我认为仍然存在一个机会，如果一个政府（最好是共和党政府）冻结支出，而不是削减支出，我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利率可能会开始下降，市场也可能会对这种观点产生兴趣。也许在四年内，赤字可以减半。

　　但凯伦，我这样说是想说明，不管11月谁赢了，2025年将会非常混乱。首先，1月有债务上限问题，我记得好像是1月25日，但就像1月20日是总统就职典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来回的拉锯战。你知道，我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就像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市场经历了抛售再恢复一样，或许我们会看到市场在选举前过度反应，可能会出现某种高潮，选举之夜之后，可能会经历一个非常动荡的鸭子过渡期。

　　好吧，我想转回来谈谈风险投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知道你组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我这些年也认识了很多你们团队的人。但是你自己并不是很依赖大屏幕，对吧？我不认为你在桌上有彭博终端。

　　是的，我用的是彭博网站，月费大约是48美元，而且你必须手动激活，它不会不停更新的。对于一些人来说，市场价格从红到绿、从绿到黄的变化有信息价值，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干扰。这也回到了我之前在Citadel跟学员们说的，你必须找到你擅长的事情。

　　有些人能每天坐着做交易，保罗·琼斯（Paul Tudor Jones）和斯坦·德鲁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就是这样的人，简直太厉害了。而对于我自己，或者说像我这样的人，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整体的观点，就像是从A点到B点的旅行，我只需要管理途中出现的波动，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很大的价值，如果我能结构化地去管理这些波动，我就能保持在交易中。

　　是的，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才理解，你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让我们记住，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错，那是来自篮球教练传奇人物帕特·莱利（Pat Riley）的一句话：“保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认为某个负面情形可能会导致某个资产从4万美元涨到6万美元，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波动。如果我认为黄金有可能会出现某种抛物线式的上涨，那么对小幅的回调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注意到，你已经从事这项工作很久了，见过了很多不同的市场变化，但你似乎真的很享受这份工作，你是真的喜欢做这件事。

　　你似乎对这份工作充满热情，真的喜欢它。你认为这种知识追求是推动优秀公司发展的动力吗？

　　是的，我认为是的。我之前跟你提过，我姐姐总是说她很嫉妒我，因为我做喜欢的事情还赚得很多，我很幸运，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刚才和一个大公司的新人聊了几句，他加入公司几年了，他说，“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没有人有爱好，大家只是对工作感兴趣。”

　　其实，我认为有爱好很重要，我自己也有爱好。但在我面试的时候，我认为我遇到的最优秀的员工，都是那些在梦里也会想着工作的那些人。

　　你会不会在半夜醒来，像是卡伦，我知道你会，因为我曾经收到过你早上很早、晚上很晚或者周末的邮件，说“哦，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些思路在我脑袋里一直打转，突然之间，它们都对接上了，解决了问题。”你必须要有这种投入感，这份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正如斯坦·德鲁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所说的，他总是会说，“当你处于巅峰状态时，注意可能在漂移或者受伤；而当你低谷时，聪明人不会一夜之间变得愚蠢。”我依然对你充满信心。你知道，如果你只是为了赚钱，那其实有很多其他的途径能赚到钱。

　　很有趣，我注意到你这些年聘用了很多优秀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精通定量分析、聪明、渴望成功的人，虽然他们可能没有来自最顶尖的学校，但他们有同样的能力，对吧？

　　是的，我认为这是能力和努力的结合。没有什么特权，很多时候我不一定提到过，但是我的一位曾经在耶鲁的学生现在成为了一名分析师，并且在一家资产配置公司工作。她曾和我分享过他们为她准备的一份介绍信，我认为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赞美之一，因为她说，“我刚和斯科特一起去了中国，从香港回来的飞机上，我知道他很聪明，但当我看到他在整理所有的笔记时，我意识到，我永远无法超过他，拼不过他。”

　　这真是太棒了！好吧，斯科特，我就不再多说了。我觉得你刚才提供的观点非常有意思，接下来的12个月肯定会非常精彩，祝你好运！

　　谢谢，你也一样，永远不缺挑战。

　　好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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